美国的“中国计划”首位受害者：加拿大公民胡安明自述

胡安明是华裔加拿大人、纳米技术专家，2013年至2020年2月在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机械、航空航天和生物医学工程系担任助理教授并升任副教授永久教职。特朗普政府“中国行动计划”启动后，胡安明是第一个走向庭审的教授。FBI在监视他21个月但未能找到他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后，于2020年2月27日以欺诈及虚假陈述罪将其逮捕，理由是没有披露他与中国大学的关系。

2021年9月，经过审判后，胡安明被无罪释放。

胡安明自述：

我出生于中国的一个小村庄，从小就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我继续在欧洲从事科学研究，在西班牙和德国与我的妻子杨怡一起进行博士后研究。我非常享受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实验室外，我喜欢探索当地的美食、音乐、博物馆和建筑——尽管我从未正式学习过艺术或社会科学。

2004年，我和家人搬到了日本。我们在东京生活了四年多，我的第二个儿子在那里出生。我的第一个儿子早些时候在德国出生。然后，在2008年，我前往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攻读激光物理学的第二个博士学位。2010年，我们决定将加拿大作为我们的家。四年后，我的妻子、两个儿子和我自豪地成为了加拿大公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与以前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这些联系成为了我许多成功的国际合作的基础。

2013年，我从加拿大搬到美国，接受了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助理教授职位。

胡安明教授在SFU做了相关专题分享：

2018年4月24日，两名FBI探员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的研究和国际合作情况。当时我并不害怕。我深信开放科学的重要性，国际合作对于推动基础研究至关重要。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我的工作完全集中在基础研究上——旨在公开发表和分享——与国家安全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在问询过程中，他们问我是否是中国“千人计划”的成员。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但他们不相信我，反而对我进行了秘密监视。

然后，在2020年2月27日凌晨，我被重重的敲门声惊醒。我穿着睡衣打开门，发现八名FBI探员站在门外。他们闯进我的家，以电汇欺诈和虚假陈述的罪名逮捕了我。我感到震惊和困惑，认为一定是出了什么大错。然而，当天晚些时候，我被关进监狱，我的大学立即暂停了我的职位。

政府指控我电汇欺诈，声称我在田纳西大学的一份内部表格中未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该表格并不是任何经费申请的一部分，而是年度教师评审过程的一部分。根据田纳西大学的教师手册，我不需要在该表格中报告短期的与其他大学的合作关系。我遵循了大学的规定，却被指控犯有联邦罪行，遭到逮捕、软禁，并与家人分离。

2021年6月，我的案件进入审判阶段。由于陪审团对FBI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审判以无效审判告终。尽管亚裔美国人社区、国会议员和民权组织广泛抗议，政府仍计划对我进行重审。最终，在2021年9月9日，一名联邦法官宣判我无罪，裁定证据不足以让任何合理的陪审团定罪。
必须强调的是，我的案件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错误指控和种族定性的一部分。尽管我最终被无罪释放，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反映了针对亚裔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危险趋势——他们因种族、族裔或血统而受到广泛的调查、监视和刑事起诉。

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最初旨在打击经济间谍活动并保护知识产权。但在实践中，它导致了对亚裔美国科学家的不公正审查，他们往往仅仅因为种族、族裔或血统而被视为嫌疑人。这一计划在华裔社区中制造了恐惧和怀疑的氛围，破坏了推动科学进步的开放与合作原则。

四位勇于维权的“中国计划”受害者获得American Courage Award（左起郗小星教授，陶丰教授， 陈刚教授与胡安明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调查始于一名FBI探员在网站发现了一个列出我在中国举办的暑期研讨会的信息。他们使用谷歌翻译审查了内容，并仅凭此对我展开了秘密调查。在一年半的时间里，FBI监视了我和我的家人。他们跟踪我，甚至跟踪我上大学的儿子。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经济间谍活动的证据——或任何其他犯罪活动的证据。让我再次强调：经过广泛的监视和调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经济间谍活动或其他不当行为的证据。

FBI探员对常规学术活动表现出根本性的误解，并将合法的专业互动仅仅因为涉及中国而刑事定性化。一个例子是：作为教授的日常工作，我经常为国际期刊审阅学术手稿——有时一天会收到多个邀请。在数千封电子邮件和数百份手稿审阅中，FBI挑出了一个案例：我为著名的德国科学期刊《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金属与化合物学报）审阅的一篇手稿。该论文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的教授。

FBI随后检查了这些教授的所属大学，发现他们的大学与军事项目有联系。我与这些人除了审阅他们的论文外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他们个人也没有参与任何军事工作。然而，仅凭他们大学的外联关系，FBI得出结论认为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直接关系——这一假设既毫无根据又荒谬。

另一个例子说明了FBI如何歪曲事实。2019年，我向一名刚从佛罗里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的中国学生提供了研究生助研职位。在来美国之前，这名学生曾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实习一个月。由于AVIC被列入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的实体名单，FBI将这一多年前的短暂实习歪曲为我雇用AVIC雇员，及故意与受限制的军事实体合作。

这些例子表明，FBI如何将普通的、合法的学术活动和专业关系刑事化，并将其作为无端指控的基础。我的案件突显了种族定性的后果，以及对中国的恐惧和误解如何导致对亚裔美国科学家的不公正行为。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不公正的起诉和FBI的不当行为给我带来的巨大痛苦。

这次起诉彻底摧毁了我的生活。在我被捕之前，我曾希望成为美国公民，并正在等待我的绿卡。我热爱我的大学教授工作——教导学生并进行我深深热爱的研究。但在被捕后的几个小时内，我一生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消失了。大学立即暂停了我的职位并无薪停职，后来还终止了我的终身教职。一夜之间，我失去了工作、研究和学生。

在被软禁期间，我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我患有2型糖尿病，需要定期医疗护理，但几个月来，我不被允许看医生，甚至不被允许到自家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我的家变成了我的监狱。与家人、职业和外界隔绝使我陷入深深的抑郁。我经常质疑自己离开加拿大、搬到美国并在这个国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决定。那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但我拒绝放弃，决心为我的清白和正义而战。

在失去了近两年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后，我于2022年2月1日复职，回到了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教职。重返工作岗位并恢复正常生活感觉像是重新开始——一个重建和愈合的机会。我很幸运能够继续我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生涯，这是许多处于类似情况的人无法做到的。

重获自由、恢复名誉后的胡安明教授

由于我的案件，我的绿卡申请被推迟了多年。在田纳西大学和公益组织的巨大支持下，我的绿卡终于在2024年3月获得批准。现在，我致力于发声并分享我的故事，以便更多人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中国行动计划”存在严重缺陷。我希望通过讲述真相，我们可以防止其他人经历我所经历的痛苦。但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陷入法律诉讼中。

我感到欣慰的是，政府已于2022年正式终止了“中国行动计划”。我深深感谢美国国会议员以及各种组织的支持，如亚裔学者论坛、美国物理学会（APS）、C100、推进正义-AAJC、美国华人联合会（UCA）和亚太美籍公义工作组APA Justice。这些组织勇敢地发声反对种族定性和过度调查，这些调查不公平地针对亚裔美国科学家。我还要感谢社区的朋友们，是他们在我被囚禁在自己的家中又没有收入时，为我捐款并买来食物定期放在我的门前，保证了我生命的延续。我也感谢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朋友，包括加拿大人，他们在我的法律诉讼期间捐款和/或签署请愿书支持我。

展望未来，我希望大学能够认识到保护教职员工并在他们面临不公正指控时支持他们的责任。我还敦促资助机构澄清其披露政策，因为不一致的指导方针给许多研究人员带来了困惑和不必要的法律风险。

尽管“中国行动计划”已经结束，但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人再因为种族、原籍国或国际关系而成为目标。我是“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但我也是一名幸存者。我希望每个美国人都能理解亚裔美国人和移民对这个国家所做的贡献，希望我们团结一致并从这些痛苦的教训中学习时，也希望这样类似的不公正事件就再也不会发生。